《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52)

第七章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告诉人们判断一个人的一种简单方法。人在社会上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品行,是古今中外的人都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只有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才懂得该如何与他相处,知道他是否值得信任,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一章里,孔子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判定方法。

他说: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看一个人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人有各种各样,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看一个人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的品德性格。孔子对此有过一些总结,《论语》中也有一部分记载,像“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等等就是的。

 

 

第八章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杨伯峻先生将道理解为真理,这样翻译这一章:

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

将这一章理解为对真理的追求,如果是现代人这样说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孔子来讲,却似乎有些超前了一些。也有人将道理解为人生的大道,似乎也是重了一些。日本对于许多东西喜欢以道称之,比如茶道、武士道。

道是应该指礼乐文化所涵盖的一些东西,比如治国之道、个人修养之道,甚至更为具体的制度、射御的技艺等等,史载他曾向老子学过礼,向苌弘 、师襄学习过乐,向郯子学习过古代官职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孔子向人求道的故事。

对于礼乐文化的这些东西孔子是非常偏爱的,就像一个喜欢瓷器的人千方百计要得到一件珍品一样。

孔子于道的追求与此类似。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

 

 先生说:一个人如果有志于道,却以恶衣恶食为耻,这种人不值得跟他谈论什么。

本章前面曾有讨论,不做详细论述,在研读本章时只须注意一点:孔子不反对舒适的生活,认为追求好的生活是正常的,但是人总是有不如意的时候,如果那时候生活标准达不到,却偏偏要求追求,做不到“贫而乐”,这种人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即便以后能有所发展,也会比较贪婪,很难做到守礼。

 

第九章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一章有两种说法,一说“之于天下也”是指针对事情,指执政者对于天下人不该有特别的远近亲疏,一切都按照制度规范来,义就是应该做的、原本该那样的意思。

另一说指对事,指做事情要合乎义。

说起来两种讲法都说得通,但我倾向于指人,在前面的章节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一章讲的就是“君子比而不周”的另外一种讲法,又一个版本。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刻,谈同一件事情,这在《论语》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论语》本身就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一本语录集。

 

第十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利就是利益,金钱,物质财富等等一切与人们美好生活相关的东西。

人人都有一种潜在的自利的本性,为了满足自己,想尽可能地占有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一个没有经过文明熏陶的野人,走到大街上,会毫不客气抓取他想吃的食物,浑没有该与不该的意识。

对比于人们的贪欲来讲,财富永远显得单薄和不足。因此,如果不将人们的这种行为加以限制,为了满足自己过美好生活的行为,最后可能演变成流血冲突。事物在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在这样的冲突之中,弱小的是天然的牺牲品,强大的也可能会受到伤害,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没有谁是永远的赢家。

人是离不开利益的,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在的约束,赤裸裸地追逐利益,却得不到真正的利益。

“放于利而行”的重点在于一个“放”字上。放,钱穆先生认为是放纵的意思,杨伯峻先生认为是依据的意思,无论哪一种意思都表面,“放于利而行”的意思是放弃一切社会准则,只盯准利益而行。

这种事情就不必举古代的事例来说明了,现在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故事已经太多,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这一切足以说明问题。

理解本章还有一个关键,这就是“怨”。地沟油是你做的,三聚氰胺是他做的,危楼是我建的,大家互相坑害,又何怨之有?

前面讲过,孔子一生讲政治,研究《论语》要从政治的角度入手,许多章节才好理解,孔子的思想才能得以真正的诠释。

之所以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是因为这句话前面少了一个主语:君子。

君子是执政者,他的利益是建立在治下民众利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的,如果他背弃了这个准则,就是违背了一个君子所应秉持的职业道德,招致怨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农忙的时节,你把大家召集起来给你建舞台楼榭,本来该收十个点的税,你偏要收20个点,能不招致怨恨吗?

交通法规本来是用来维护交通秩序的,让人们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的,有些执法部门却把它变成了牟利的一种手段;政府的职责本来是维护一种公平合理的生产生活环境,却变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所有暴力的行业攫取在自己手中,不但如此,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视法律,这能不招致怨恨吗?政府本来是社会管理者,在它的管理下,到处是地沟油、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假冒伪劣产品,搞得大家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什么才敢吃,能不怨吗?

“放于利而行,多怨”对现在的个人当然非常有指导意义,但在古代主要是针对权力者而言。

道德与法制是人们后天历经无数痛苦跨越若干岁月而进化出来的社会规则,这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种标识。如果把人们追逐的利益比喻做一把刀的刀刃,道德与法制则是刀把与刀鞘。刀有了锋利的刀刃才有刀的用处,有了刀把才能发挥刀刃的作用,有了刀鞘才能使它在不用的时候不伤害到自己。

只有刀刃的刀,当你用它刺向目标的时候,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这就是这一章要告诉人们的核心内容。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

先生说:如果能本着礼让的精神治国,有啥困难?如果不能本着礼让的精神来治理国家,要礼做什么?

本章前面也已论及,在此不做详细讨论,研究本章需要注意三点:1、“以礼让为国”主要是在处理利益纷争时的一种态度,要以礼为准绳来让,这种让不是无原则的。2、所谓的让一般都是大让小、尊让卑,不能倒过来。3、这个“礼让为国”主要针对君主、卿大夫的要求,不是对国民没要求,而是礼乐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要求的是权力,上行则下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这一章的内涵就是:如果处于上位的执政者能以礼让治国,则整个国家都会民风淳厚,这于治国来说,哪里会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执政者不肯这样做,礼也不过只是一种摆设,没啥用了。

 

第十一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如果将孔子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归结于主要的两条,一条前面曾经引述过,叫做中庸之道,另一条就是本章里孔子所讲的,叫做忠恕之道。

孔子对曾参说:参啊,我所主张的一切都可以用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贯穿起来。曾参回答说:是的。孔子走了之后,大家问孔子:先生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先生的学说,唯忠恕而已啊。

翻译依然非常简单,但忠恕之道究竟何谓也?

1)

在解读本章之前,先介绍几个西方思想家的一些观点。

第一位,圣·托马斯·阿奎那,生于公元1226年,卒于1274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有如下观点:

第一,人具有法律必须承认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本能。

第二,人具有异性相吸,生儿育女的倾向。

第三,人具有了解上帝的真相的自然欲望,亦即一种趋使人避免无知的倾向。

第四,人希望过社会生活,因此人们有避免伤害与他一起生活的人的倾向。

第二位,塞缪尔·普芬道夫生于公元1632年,卒于公元1694年,德国的法律教授。他认为人是受自爱和自私之本性强烈驱使的,人的本性中有一定的恶意和攻击性。同时,他也认为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具有希望与他人交往,希望过一种和平的社会生活的愿望。

普芬道夫认为上述两种倾向同时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是人的基本的本性。对应于上述两点,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自然法(自然法,顾名思义,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法则,赞成它的人认为,它是原本就存在的一种终极真理,任何实在法如果违背了它,即是无效的)原则:1、第一种原则告诉人们要竭尽全力保护生命和肢体,保全自身及其财产。第二种原则要求要求人们不可扰乱人类社会,人不可做给社会增添麻烦的事情(这种观点适合日本人)。

托马斯·霍布斯,生于1588年,卒于1679年,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他有如下观点: 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攻击的。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在自然态的社会状况下,每个人对于除他之外的人都是狼,在充满仇恨、恐惧与互不信任的气愤中,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道德与法律作为是非的依据,每个人都有权力对任何东西提出主张(注:包括他人的自由与生命),利益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或者说利益是决定一切行为的准则)。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会尽全力地保护自己,即:每个人都有尽力使自己免遭他人侵害的“自然权利”,——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自利的本能恰当。

正因为在上述状态下,人人自利、人人自危,当利益作为衡量行为唯一尺度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反而是与追逐利益相反的结果,人人生活在不安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以下情感:1、对死亡的强烈恐惧,一切都不可预计,在残酷的利益竞争中没有绝对的强者。2、想得到便利生活的必须品的欲望。3、想通过组织起来劳动而得到这些必须品的希望。

上述愿望在没有道德与法律的自然状态下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较少的付出获得上述人们所希望的基本的东西,理性趋使人们寻找一种出路,一些简单可行的社会原则由此开始诞生:

1、每个人都必须放弃其根据本性为所欲为的权利。

在没有道德之前,如果你想半夜唱歌,你就可以扯起嗓子就唱,扰乱了邻居,他可以拎着刀来砍你。如果你不想被砍,就得估量一下你是否是你邻居的对手。这无所谓谁对谁错,只看谁更凶更狠更强。但无论你多狠多凶多强,都会有比你更狠更新更强的人,就算没有比你更狠的人,总会有人想办法除掉你,人类毕竟是智慧生物。

我想唱歌就想唱虽然痛快,但为了痛快嗓子丢了性命,好像怎么也说不过去。这样,扰乱邻居不道德这种规则就出笼了,与起嗓子相比,还是命要紧。

道德本身是一种互利的社会契约。

2、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和履行他的契约。

3、所有的人都应当在不危及其人身的情形下,尽可能地互相帮助和提供方便。今天的许多故事可以为这一原则提供佐证,证明它的伟大之处,倒在地上无人施救的老人,以及被救助却又诬陷救助者的人,这一些都可以说明这一准则会带给人们什么,失去它,社会又会怎样。

4、任何人都不得羞辱、辱骂或歧视他人。这一条就不说了,到各大论坛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5、再好的准则也有破坏它的人,因此在发生争端时就需要一个公平的仲裁者。

6、最重要的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的,这是托马斯观点中最重要的一条,它是上述所有原则的基础,在礼乐文化的理论体系里,它还有一个更精准的称呼:忠恕之道。

2)

在了解了上述西方思想家的一些观点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中国。

在战国时期,人们开展了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讨论。性本善还是本恶困惑了很多人,不但有外国人还有中国人。

但在孔子时期,人们显然没有这种困惑,到现在看到的记载中,没有人向孔子请教这个问题,作为当时最知名的学者,各种思想都会汇集到他这里来,他自己又游历颇广,如果有这方面的讨论,在战国时期不可能不反映出来,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持性善论的人,还是持性恶论的人都不曾拿孔子在这方面的观点说事。

虽然孔子时期不曾有过这方面的讨论,不代表孔子对于人性没有思想过。实际上,孔子对于人性不但认真的研究过,而且还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它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前面已经引据了很多次,现在再看它一次: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困,人之大恶存焉。

也就是说,在孔子眼里,吃饭、喝水、性是最基本的欲望,是应该予以满足的合理需求,反之,摆脱死亡的威胁,脱离贫困的生活也是人们最根本的愿望。

孔子的这种思想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言做结论,可以理解为天赋人性。

性善还是性恶,讨论起来非常无聊,因为天性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这看似无聊的问题却有着很深的意义,它是道德与法制的基础,决定着社会的走势。

既然饮食男女是人的天性,那么追求满足这种天性的权力就是天赋人权。因此障人们的这种权利就成了执政者最基本的职责。当然,饮食男女只是一种代指,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人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饥饿的人向往一顿饱饭,吃饱喝足的人向往一个家庭,有了家庭向往富足,富足了向往权力,有了权力想当皇帝,当了皇帝羡慕神仙,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但是对于更多的正常的人来讲,家庭的富足是其基本的要求,如果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对于一个社会就足够了。

3)

针对以上认识,我们的先人认为,执政者对于政治应该有如下认识:

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厚其性也,阜其财用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这是《国语》中祭公劝周穆王不要远征时说的一段话,下面试着将其详细地用现代语言分说一下:

1、茂正其德厚其性也。

你想吃饱喝足,希望有个和睦的家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都是对的,应该支持,但是如果你想做神仙就过分了。这就是茂正其德的意思,老百姓的德就是要有符合实际的现实追求,不是让老百姓有事没事做雷锋,提高抗剥削的能力。

2、阜其财用而利其器用。

阜其财用,既然希望过上好生活是人人追求的目标,那么执政者就该想办法为老百姓提供一种可以过上这种生活的途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提供一种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帮助人们通过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利其器用,因为讲这段话的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工具比较简单,生产力非常低,人们生活得比较辛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人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通俗点理解,就是要开展生活、生产器具的科研活动,并大力推广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

3、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

这句话表述出来的是古人的法治思想。你想过好的生活,我就给你提供各种便利,但是过分地追求就不可以了,你要想吃饱饭得去自己种地。当然,不种地也可以,有收益也成。如果既不想种地也没手艺也不要紧,如果你有特殊的本领也成,比如你道德水平高,擅长社会管理,可以做社会领导阶层的一员。

如果这些本领都没有,你就是啥也不想做,只想走些偷鸡摸狗、拦路抢劫的捷径,那就对不起了,刑罚就是为这样的人准备的。

一方面为大家提供了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通路,一方面将人们为恶的路堵死,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让大家知道如何做才是真正对自己有利的。

4、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执政者给老百姓提供了安稳的生活环境,人们就会感念他们,有了合情合理的刑罚,人们才不会随便去作乱,这样下来,国家就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最后这句话阐明的是礼乐制度奉行的是德治与法治并举的思想,前面章节曾用论述。

孔子去卫国的时候,冉有为他驾车,看到路上人来人往,孔子感叹说:人真不少啊(庶矣哉)。冉有顺势问道:人多了应该怎么办(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富之)。冉有说:然后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富之”、“教之”,孔子在与冉有谈话的过程中,仅用此四个字,就将上述理念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是因为冉有有深厚的礼乐文化背景,但能如此言简意赅,孔子不愧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啊。

4)

所谓忠恕之道,今天有一个比较时髦的称呼,叫做换位思考。

作为执政者,首先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一个平民百姓希望什么样的生活,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社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按理说,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要想一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理想有可能实现吗?比如,有的人可能想着每天躺在家里睡大觉,就能锦衣玉食,左搂右抱。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之来要求社会,这就不是理想了,是幻想,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法向大众提供这种生活。

如果非要把幻想变成现实,那就是精神问题了。

研究礼乐文化会发现一个现象,它对普通人没有这种要求,它认为只要君子们尽到自己的责任,整个社会不但会富足,而且社会风气也会变得敦厚起来,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尽管没有这种明确的要求,却不代表执政者和普通民众之间没有这种共识,所谓“怀德畏威”、“明利害之乡”中,也表达出了这种思想,对于不劳而获和以社会不认可的手段获取财富的行为,是不能为社会所容的。

就像小悦悦事件中那些不肯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管他们有多少理由,都不能否认,漠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共识。

对于这一点,普芬道夫的观点更为清晰。他认为,为了确保社会得以存续以及自然法和国家法的实施,人们之间必须缔结两个最基本的契约:

1、放弃原始的自由状态。即便你饿了,也不能杀死一个手里有馍的人,不能掠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为了保护彼此之间安全所必须达成的契约。

2、如果说第一个契约是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必须认可并信封的,那么第二个契约则是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契约。作为统治者,宣誓满足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公民则承诺服从统治者,并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事务方面,使自身的意志受制于统治者的权力。

在以上的基础上,带来了第三个问题,民众授权于统治者的时候,统治者如果不作为怎么办?不履行契约,谁来制约他?

在当时,无论对于东方和西方,都没有一种人间机构能受理对国外的诉讼。对此普芬道夫认为,公民没有反抗违反自然法的君主。只有在君主的行为使国家面临实际威胁,并成为国家敌人的时候,个人或人民才有权力为保卫自己和国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关于这一点,西方的表述远没有东方的表述清晰简单: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5)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规范的确立,都离不开忠恕之道。只有符合忠恕之道的道德、制度才是社会的善规范,才能获得人们普遍认可,才有生命力。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是建立在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成全另一部分人利益基础之上,必然招致仇恨,这种制度其实是社会祸乱之源,是一种恶的社会规范,它们就像人体里的癌细胞,在始发期看不出什么危害,到中晚期,就会要人命。

所以,违背忠恕之道的恶制度最后伤害的不只是那些制度的受害者,还有那些受益者。或者说,在制度初立之时,受伤害的主要是无辜者,受益者尽可以沾沾自喜的得益。但随着制度对社会的伤害越来越重,那些最初的受益者也将被其造成的动乱吞噬,他们将是恶制度最后一批受害者。中国历史上无数次从治到乱的循环已经充分可以为这种规律佐证。

忠恕之道是一切道德与制度的前提与基础,除此之外,它还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尺子,分析决策的依据。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真是很怪啊,连着下了三天大雪,我咋就不觉得冷呢?

晏婴说:我听人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了,会想一想自己的臣民是否有人挨饿,自己穿得暖暖活活的,会想想别人是否在挨冻,自己过得轻松安逸,会想想别人是否生活得很艰辛,你现在穿着白色的狐狸皮袍子,呆在温暖舒适的屋子里,却想不到会有人在挨冻。

齐景公听了之后,说:你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打开仓库将粮食、衣服送给那些衣食不足的人。并且下令,只要在路上看到饥寒的人就予以补助,不管他是那个乡的;在里弄看见有人困难就予以赈济,不管他是谁家的。在整个国内进行统计,统计那些困难的人家,不管他名字叫什么,都予以救济。有事做的士给两个月的粮食储备,身体不好的,给两年的粮食储备。

孔子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对于晏婴和齐景公的做法非常赞赏。

齐景公在春秋时期并不算一位好的君主,因为他太喜欢奢侈。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他的治国方式,基本上是这样的:大搞土建,弄得怨声载道,然后再实行善政,就这么周而复始地搞了一辈子,最后把齐国差不多搞垮了。

齐景公的做法很像爱美的女人减肥的故事,吃胖了减肥,瘦了再吃胖。又像吸毒的人戒毒,戒了吸,吸了戒地折腾,身体搞垮了事。

不管怎样,从齐景公和晏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理念中的忠恕之道及其在生活与政治中的作用。

其实,《论语》中涉及到的许多思想都是以忠恕之道为基础理论的,无论是仁、义、忠、信,抑或是对一个人的判定法则,无不如此。

6)

不断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现实意义?对于这种问题我很少回答,不是不想回答,实在是这么大的题目我回答不了,什么历史的意义、今天的意义等等,我没有水平解答这么高深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对古文化感兴趣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在现在这个社会,有本事的人也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现在流行谈论普世价值,那么什么是普世价值?空洞的说概念一点也没意思,咱们可以举出一个普世价值的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2500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提出的一种理念,公元前2500年孔子出生,在接受了礼乐文化熏陶之后,他不断地向人们阐述这一思想。

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认为自己主张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大前提上来,它是所有道德法制的理论基础。

 这个观念有意义没有?喜欢西方文化的可以去看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观点在西方明确提出,是什么年代。

许多人会有疑问,中国2500年前就有了这样牛呼呼的观念,为什么搞到现在,变成了这个吊样子?

你问得没错,问题是,在这个观念发生作用的时候,中国一直在这方土地上牛呼呼的,这个不要我说了吧?我们之所以变得不牛呼呼了,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更好地在这个牛呼呼的理论下发展出更好的理念,而且将还它弄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

 简单的说,祖宗的好东西不但没有在我们手里发扬光大,而且还越弄越猥琐,最后直接就没了,或者竟然演变成了祸害自己的工具。 

 所以,你厌恶中国文化也好,喜欢中国文化也好,最好先搞懂它,再去说它,不要急功近利,动不动这个意义那个意义的,如果搞不清楚,什么意义也没有。

有些人喜欢拿孔子来吹牛逼,拿中国古文化来吹牛逼,可是这样简单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很少有人谈它。

7)

忠恕之道有各种表述方式,有的用道德,有的用法律,有的用思想,方式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我还可以举出几个实际描述它例子来:

1、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

这一段话据说是海明威说的,不过是从王小波的书里看到的。

2、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讲这段话的人是胡适,引用它的时候,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还不怎么准确,“争你的自由,便是争国家的自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看的。

3、

第三段话,我想引用一个牧师说的,不过我记不起原文来了,也不想去网上搜,大概意思是在应当帮助别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人们退缩了,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再也没有人能帮助自己了。

这些话讲的都很好,它们之所以好,是因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支撑着它们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忠恕之道。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先生说:君子要明白什么是义,小人要懂得如何追求私利。本章内容前已述。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先生说:看见贤能的人,要想办法向他看齐,做像他一样的人;看见不贤的人,要从内心反省自己,看他身上的缺点,自己是否也有。

     齐,指齐等,思齐的意思就是想办法要达到对方的水平,拥有对方的特长,以对方为榜样的意思。

这一章的内容与述而篇的一章意思完全相同,在那一章里,孔子这样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意思是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的老师。有好的向他学习,有不好的就以他为参照,来改正自己。

如果是按照这种理解,二人同行,即可为师,反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嘛。孔子之所以举三人为数,目的是特别强调对待善与不善的态度。

我小时候解释教育的时候,往往只接受半截子教育。大人教孩子《论语》的时候,只教半句,所以一直到我很大了,我还只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知道后面的两句。因此我纳闷了好多年:如果我跟俩个混蛋在一起,我跟他们学什么?学着做混蛋么?

而我们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某种目的故意省略、篡改古人的思想的人有许多,这就使得文化的传承出现问题,像许多人深恶痛绝的忠,在孔子眼里其实是这样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说,君主按照礼法的要求来对待臣子,臣子才能效忠君主。如果换做现在的思想理解,就是一个企业只有按照合同法要求员工,员工才能效忠企业。

只强调其中一点,舍弃另一点,真理就会变成谬误。这是今天的人在研究古文化的时候,应深刻反省并要时时警惕的一点,要争取将前人丢弃的那一半找回来,作为一个整体完整的进行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准确评估古文化的价值。

 

第十二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先生说:侍奉父母的时候,如果父母有错,要委婉地指出来,如果不肯听从就算了,该尊敬的还是要尊敬,不要因此有什么怨恨,该干啥还是干啥。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先生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能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去,即便要去,也要让家里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本章重复,在学而篇已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先生说:作为儿女,对于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一方面为他们的高寿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而担心忧虑。

上述三章是孔子提出的处理父母与儿女关系的一些准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非常恰当得体。

父母年纪大了,到了需要照顾的年纪了,儿女们不要走得太远,即便不得已要远离家乡,要有个准地方,万一有什么事情也能找得到。

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作为儿女心中要有数,要时刻惦念着。

都是些正常的人情世故,这种事情孔子专门提出来,说明以当时的情形来看,人们做得似乎不怎么好,孔子认为做到这样才可以。

 

第十三章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先生说:过去的人不轻易许诺,害怕自己做不到。

这一章前面也曾论述过,在此不做详细论述。只须注意,本章所谓“言之不出”并不是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该承担的也不承担,或者明明能做到,也不去承诺,不是鼓励人们做滑头。

相反,古人非常重视个人的职责,“思不出其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该你做的,无论你能做到不能做到,都要努力去做,如果做不到,就不该处在哪个位置,让贤走人。

本章反对的是那种动不动就向人拍胸脯子承诺的人,只做口头好人,看不到行动。这一章也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标准,如果我们身边有人总喜欢告诉你他能做什么,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轻诺寡信是非常有道理的四个字,我们该时刻铭记在心的。

当然,我们在向人承诺的时候也该如此,承诺以前,一定想想自己是否真的能做到,能做到再承诺。做不到而不承诺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那确实是我们该有的态度。给人以希望,却不能办到,不过是在害人,就像将人捧上天,又摔到地上一样。

最主要的,我们应该培养一种品格,如果做不到,就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不要难为情,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可能是真进步了。

对于这一点,孔子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也该记住;君子不竭人之忠。就是说,不该强迫别人做那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从前面讲的忠恕之道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精辟之处,我们做不到的不轻诺,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他也不该强迫。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要大胆地说出来,不要难为情。

“言之不出”与“不竭人之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说白了,就是要量力而行,要真诚,要宽容。

 

第十四章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古代指用绳子捆绑,由此引申出约束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能时时约束自己,还会有过失的,就很少了。

“失之者”之“之”的意思是在哪方面约束自己,那方面就会失误少。如果用礼法约束自己,就很少会违背礼法礼法的限定,如果能做到“言之不出”,就很少会失信于人。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先生说: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

讷,指不善言语。这一章的思想与“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有加了一句“敏于行”而已。

敏于行,指对该做的事情反应机敏,说的简单点,就是该做的要马上做,不要拖沓的意思。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杨伯峻先生这样翻译这一章: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伙伴。”

钱穆先生:先生说:‚有德之人,决不会孤立,必然有来亲近他的人。‛

我认为这一章结合“里仁为美,居不处仁,焉得知”一起来理解比较合适。

人人都喜欢选择民风淳厚的地方居住,对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之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谁不愿意跟贤德之人为邻呢?

道德不会孤单,有德之人也不会孤单。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这一章前面论述过,也比较简单,着重要注意一点:1、人和人之间是有距离的,所谓亲密无间只是一种愿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2、无论责任还是义务,都是有限度的,什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位卑未敢忘国忧”之类的,古人是不赞同的,位卑有位卑的职责,位尊有位尊的职责,各负其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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