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56)

第十三章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卫国大夫,孔子的这番话是对他的一种评价。

今天的人有个观念,一个国家在处于危难的时候,正是君子们应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似乎君子们平日里提高修养,就是为了国家遭难准备的。

古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人在世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都不是为了寻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热爱生活,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是非常正常的,符合人性。

富贵正是在对人性这种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规范与道德规范(得之有道)。

因此,出来做官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一点,让自己的家族发展得更好一点,让自己死后能得到好的祭祀。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有了孔子说的一种理念: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要想办法退隐,不要伤害到自己。

我这么解释先贤的观点相信有些人会感到非常气愤,不是骂我就是要骂孔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找了很多资料,希望推翻我这个结论,可惜偏偏推不翻,有人要骂我也没有办法。

不但如此,古人(以孔子为代表)还认为,只有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贤者在这里不但指有道德,更主要的还是指有见识了,是偏指那些所谓的智者。

那么,古人的这种思想与做法是不是过于自私了一些?我们是不是要鄙视他们一下?

答案:不是的。

孔子所说的“邦无道,则愚”是一种预见性行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君不上道(或者实际政权的掌控者),你就不能出来做官。如果出来做官,你是迎合他呢?还是反对他呢?

迎合他是不行的,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不赞同这种做法。反对他,今人赞同,古人不赞同。

在古人的意念里,国君是国家的,他自己都不想好好干,别人犯不上为他送死。就像咱们现在到一个企业打工,老板不想往好里搞,大家干脆早想辙,一个意思。如果老板不想好好干,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却非要上吊跳楼的逼着老板为自己的事业着想,有毛病的不是老板,是你自己。

接下来的问题是,邦无道,自己又没有这种先知先觉,国家有了难咋办?古人也早为这种情况打算到了:在其位,谋其政。没事的时候拿着人家的好处,有事的时候跑路,会被人瞧不起的。一旦有人这样干了,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再不会有人用他了,贤人制度嘛,你得贤才成。

 

有人可能会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国君不好好干,那么他治下的人民不是受罪吗?谁来管他们?

有这种思想的人是属于咸吃萝卜淡操心惯了的人。

古人认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人民,都该如此。人民受不了可以跑(而且礼乐制度对于人民跑路这种机制是非常支持的,“近者悦远者来”,不允许跑路,远者怎么来?人家拼命地盘剥你,你还不跑,只能说明二件事情:1,限于一下现实的考虑,跑不了。2,你是傻子),人人下面都长着两条腿。不要说都跑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跑上一部分,就有人出来跟国君急眼,国君自己也会腿肚子转筋,人跑光了,万一有人乘机发难,咋整?谁也不是傻子,所以礼乐制度有自己的调整机制,这机制就是人性,就是人们对危险的恐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老子说过一句话叫做“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有两种含义,一是说只有国家有难的时候,才会看出忠臣来,忠臣才有作用;另外一种含义是说,国家之难,是忠臣造成的。

国君不好好干,属于他的工作大家都给他留着,他干得不好,立马会有眼色看,国君就不敢放纵自己。现在有人把国君的工作承担了,这样礼乐制度的作用机制就会失效,国君感觉不到危险,国君就有放纵自己的条件了。

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人身上的病瘤,早发现早切除,没啥危害,养大了就致命。

人民跑路,大夫归隐、跑路都是促使国君发现自己的问题,保持仁政本色,切除无道病瘤的手段,大臣忠过了头,这种手段就没了。

其实不但是国家,家庭也是一样,今天的许多父母,替孩子思考的太多,把孩子的未来什么都打算到了,就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孩子的思想是在成长过程中,独立做事独立思考形成的,父母们像古代的忠臣们一样,围在孩子的身边,剥夺了孩子独立思考的机会,结果如何我就不说了。

本章的大意是:宁武子这个人啊,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聪明睿智(出来做事);国家无道的时候,他就装傻充愣(傻也不干)。他的聪明睿智别人可以学得到,他的装傻充愣太难学了(装得太像)。

对于这一章,朱熹是这样解读的:(宁)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至于朱老先生说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感兴趣的人去找宁武子的资料看一下就知道了。 当然,更直接的则是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言语来比较,“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孔子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国家无道的时候要尽量躲起来,与朱熹的解说完全相反。

 

第十四章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弟子在鲁国被启用,讲了这番话。

孔子在陈国呆过两次较长的时间,我认为讲这番话的时候,是第二次在陈国的时候,这时孔子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对于富贵已经看得很淡了,就算看不淡,岁月也不饶人了,所以他才讲了这样的话:回去吧,回去吧。老家的孩子们狂放简率,就像手里有一块美丽的锦缎,却不知道该如何裁剪。

孔子的这段话归意甚浓,颇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这说明他已经放弃一生追求的富贵了,准备将理想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

孔子一生在不断地追求,只有一丝机会都不肯放过(孟子说他出国随时带着觐见国君的礼物),现在,他终于感觉到,命运已经无法在眷顾他了。

这多少让人有点悲凉的感觉,但是从孔子的话里,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他似乎是在兴冲冲地踏上归乡的路。

孔子第一次在陈国的时候,是公元前292年,59岁,离开鲁国也只有三年,孔子这时正在为未来努力,不会有舍弃自己专门去指导弟子们的想法的。只有在年老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而且这时弟子们也大多成长起来了,在鲁国多有任用,与谈话的语气思想都吻合。

《史记》记载,孔子讲这段话时,是他第一次到陈国之后的事情。对此,《史记》上如是讲:季康子的父亲季桓子死的时候,非常悔恨当年没有继续任用孔子,把曾经的大好形势糟蹋了,所以临死前嘱咐儿子一定把孔子招回来,但是有人出来阻止,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采用了一种折中方案,将冉有招了回来。

孔子知道季氏招冉有,认为肯定会重用,所以说了上述那番话。

《史记》还记载,冉有走的时候,子贡嘱咐他要想办法向当政者推荐孔子。

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孔子其时已经名满天下,又在鲁国做过大小司寇,协助国君参加过齐鲁会盟,堕过城,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事,鲁国如果想用孔子,又何必冉有做什么工作?子贡是擅长外交的人,擅长外交的人必定精于形势分析,这点他不会不知道。

我认为司马迁采信的这些材料这可能是出于一种误会,他曾专门去过曲阜,在此期间,了解了不少民间传说,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用到了《史记》中。当然,也可能不是他干的,据专家研究,《史记》也被某些好事的人篡改过,这实在不是一种好习惯。

《史记》记载还有更离谱的地方,公元前484年,冉有率领军队击败了前来入侵的齐军,季康子问他:你天生擅长军事,还是后天学习的?冉有说:跟孔子学的。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季康子在让冉有率兵迎敌之前,似乎不知道冉有擅长军事,如果是这样,季康子又怎么敢让他带队?这不是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么?而且季康子时代人们崇尚能文能武,上阵砍人带兵打仗都是必须学的功课,是人人都要练习的技术,季康子怎么会奇怪这些?这就像一只鸟儿奇怪另外一只鸟儿竟然会飞一样让人不解。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1)

这一章讲的是关于直的故事。直是一种品质,一种道德,是古人对自己对别人的一种要求。

微生高,现在比较一直的结论是鲁国人,以直闻名。有人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尾生,跟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最后河水涨了,为了守信,他不肯走,结果淹死了。

在中国历史中有许多这种故事,包括24孝里的那些故事。小的时候,我曾经看过我奶奶屋子里挂着的24孝图,有文字有图画非常适合我那种水平的人看,看了之后我非常振奋,决定找一个难度比较小的来效仿一下。

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我等了足足有半年,好容易等来了有蚊子的季节(我奶奶的那些宝贝画只有过年才挂),我非常兴奋地把自己脱得赤条条的,放在屋子里让蚊子咬。蚊子吃饱了,就会放过我的家人。

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猜得出,我这个高尚的试验失败了,——我们家蚊子太多。

本来是准备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等喂饱了蚊子,家里人睡觉时问:耶?奇怪,今天咋没蚊子?然后我很自豪地站出来,展示给大家看我一身的包。

因为没有高尚成功,弄得我很自卑,到现在我家里人也不知道我还曾经有过这样的壮举,白白地被咬了一身大疙瘩。

尾生的故事被无数人称颂了无数代,人们都赞美他诚信,说在哪里等,就在哪里等,绝对不含糊。

我也曾被这个故事感动过,发誓长大之后要做一个像尾生那样的人。等真长大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尾生的这种做法如果值得肯定的话,那么那个跟他约会的女子也得这样做才成。尾生是因为河水上涨被淹死了,这个女子看不到尾生,却必须跳到河水里去等尾生。

当然,这样做的难度就更大了。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就像电视里的跳水比赛一样,前面一个人得了高分,后面的如果想超过他,就必须增加难度指数。

如果换做我,既不希望自己死,也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死,我会选择站在她必经的路上等着告诉她:换个地儿吧,那个地方去不得了也——当然,这是在电话联系不上的前提下。

我认为像我这样做才算正常人。

当然,也许有人不认可我的这种做法,认为我是在为自己怕死找借口,——说对了,我是怕死,更主要的我也不懂我为什么非要死得那么傻咧咧的不可。所以,我希望那些不认可我这种思想的人都去自己做尾生,给大家当榜样,让人们千古传诵。

前面说了那么多,不过是想起来自己曾经对这类事情的一些感慨。其实,微生高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尾生,对这一章来讲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通过微生高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有人去向微生高借点醋,正好,微生高家里也没有,他是个热心肠,跑去向邻居借了醋之后,再转给这个人。

孔子认为,微生高这样做根本算不得直。

故事就是这么小,这么简单。他告诉我们:1、微生高在当时是一个以直闻名的人。2、孔子不认可他的这种做法。

2)

我们可以猜测,这是孔子跟弟子们谈论直道的时候,有人举出微生高的例子来,孔子反驳的话。就像前面说的“人焉廋哉”?通过这一件小事,孔子就断定微生高这人不够直,看来一个人想隐瞒自己还真是很难。

对于孔子的这种观点,有人会不认同,多热心的一个人啊,你倒来说三道四,什么人啊!

其实孔子这么说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你如果没醋了,会向谁借?没错,是邻居。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我们如果不想麻烦邻居,还可以下楼去买,商业社会就这点好处,方便。但过去的人们没有这么方便,就像我小时候,村里只有一个供销社,如果供销社没醋卖了,家里又急等着吃,除了跟邻居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要不就别吃。

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比我小时候更是麻烦,连个供销社都没有,除了找邻居借实在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主意来,总不能为了吃饺子蘸醋跑出几里地去找亲戚吧。

如果你的邻居跟你借醋,恰好你没有,你马上告诉他:等下,我跟对门借了给你。这样做如何?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邻居也是他的邻居,干吗得你去借了给人家?他自己不会借吗?这样做不要说放在古代,放在现在也算不得直啊,这简直是在耍聪明,卖弄好人嘛。

研究孔子的、研究《论语》的人,很少把直作为研究重点,人们关注的是仁义礼智信这种大的话题,但是直却非常重要,忽视不得,它是一种判定标准。

孔子对直非常看重,他自己也很留意,免得违反了直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能向人提供一件衣服,就不要问人冷不冷。如果你不能给朋友提供住所,也不要问他有地方住没有。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有能力做到的,自己没有能力做到的,不要去做。

这种思想放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你朋友需要资金,你提供不出的话,没有必要跑出去借了再给他,也没有必要贷款去给他。

如果你只有一个馍馍,给了别人你就得挨饿,你可以不给。

我们经常为一些事情忧愁,做吧,确实为难,不做又担心这担心那的。孔子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是自己能力以内的,这样做谁都不该非议你,你要心安理得,不要觉得有啥难为情。

要难为情也是那些找你借钱借不到就把脸拉老长的人去难为情。

3)

直,当然是好的,但是任何一种理念都有被放大的时候,一旦放大到超出某个范围,好的东西就可能变成坏的,直道也是如此。

有的人可能做事笨手笨脚,从直道的角度讲,我们该怎么做?告诉他笨的跟猪一样?朋友搞投资,你劝他不听,损失很大,你该如何表达你的意见?是告诉他活该吗?你老婆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了之后觉得穿她身上很难看,你会告诉她别糟蹋了这么好的衣服吗?

直抒胸臆是好的,但是却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对此,孔子说: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过于耿直,不用礼仪来约束,就是尖酸刻薄。

关于这一点,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实例可以供我们研究。

不虚伪,不尖刻,适当地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是人际交往的常识,这一点日本人做的比较好,不过对于不熟悉这种文化的人来讲,似乎略嫌过了一些。

直不但是人际交往的品行标准,它也可以用作指导人们的工作。柳下惠在鲁国三次被任用,三次被罢黜。有人劝他,为什么不去国外找找机会,柳下惠说:以直道事人,哪里都一样,不以直道事人,何必离开自己的家乡?

柳下惠所说的“直道事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忠。忠不是迎合权力,权力说咋做就咋做,而是要按照自己的职责做,古代每一个官职都有具体的官责,“直道事人”就是按制度办事。

因为直道事人被罢黜,说明在柳下惠那个时代礼乐崩坏就比较严重了,要在柳下惠死后三十年左右,孔子才出生。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人问他以德报怨如何?孔子说如果这样你以什么报德?以直报怨就好了。

这就像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一个仇人找你去办公事,你既不能给他下绊子,也不必为了表示自己高风亮节而特意照顾,按照制度做就好了。

当然,完全做到这样可能很难,但是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有了这样的目标,人们总会做的越来越好,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先生说: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让人欢喜的神情,过度地恭敬,左丘明瞧不起这种人,我也瞧不起这种人。心里恨人家,表面上却装得跟人家关系很好,左丘明瞧不起这种人,我也瞧不起。

孔子的这番话告诉我们,轻易得到的好话不是好话,那些没有原则奉承你的人,可能就是对你别有用心的人

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据说他认为孔子作的《春秋》过于简略,怕后人看不懂,特意地又写了一本《春秋》,将史料补充地详尽而完整,而且还加了一些注解,说明孔子为什么那么记的原因,如果他不补充史料,不做说明,我们对《春秋》的理解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

也有人认为《左传》不是他写的。

从孔子讲的这番话里,人们可以知道,孔子是以与左丘明有同样见解而自豪的,能被孔子这样的人夸奖,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见不大到左丘明的事迹,据说他是一个史官,而且眼睛还不大好,所以参与政事的机会就非常少了。

这一章的内容与上一章有些关联,它告诉人们,中国虽然是礼义之邦,但古人并不是成天以假惺惺地为美,他们既反对尖酸刻薄,又反对花言巧语,衡量这一切的是什么?礼乐制度。

该恨的时候要恨,该爱的时候要爱,爱恨分明而又不逾节,这是礼乐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

 

第十六章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古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主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一章记录的是孔子与颜回、子路的一次谈话。孔子说:都说说各人的志向吧。

子路说:车马衣服这些东西呢,如果朋友需要,我就借给他,用坏了也没有关系,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子路是一个豪爽的人,所以这样说。

颜回说:我呢,希望自己不去夸耀自己的功绩,也不表白自己的辛劳。

颜回和子路虽然说不是一回事,但是境界明显高了一层。在春秋时期,过分夸耀自己的功绩,不知道收敛,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经常有人为此倒霉。但是人们在得意的时候,总感觉不到这一点。

两个人谈完自己的观点,子路又问孔子:想知道先生的志向是什么。

孔子说:让年纪大了的人有安逸的生活,对朋友呢,要信任他们,让年龄小的人都得到合适的照顾。

孔子的这番话,描述了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在自己的管理下,让老有所安,幼有所养。只有从政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以一己之力,怎么能让那么多老者、少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呢。

朋友信之,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现在的情况跟古代不很一样,老者、少者的事情都好讲,唯独对朋友这一件事我们要深切注意,不可盲目仿效。古人交友非常慎重,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从孔子不断告诉人们该如何判断一个人上面可以知道,老先生对于识人是非常有一套的,他这么说,说明老先生的朋友个个响当当,值得他信任。

如果没有孔子这两把刷子,见了谁都当朋友,还是把信任指数设置的低一些好。

孔子回答弟子的几句话,其实正是礼乐文化对于君子的具体要求,孔子以个人的角度,信口答来,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蕴藏其中,不显山不露水,实在是高。

对于“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还有一种讲法:让朋友相信自己,让少年怀恋自己。杨伯峻、钱穆两位先生选择了后一种讲法。

这样讲当然也讲得通,而且意思也不错,但古人行事只求自己做到位,不求别人如何,从这个角度讲,我感觉还是前者略微合适些,无伐善嘛。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先生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看到自己的过错肯从内心反省自责的人。

从开首这句“已矣乎”可以知道,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正在谈论有关怎么对待自己的错误的事情。

自讼,杨伯峻先生译作自我责备,钱穆先生译作在心里责备自己,我认为加上反省似乎更能说明孔子的思想,“有错勿惮改”、“不贰过”,要做到这些是需要反省的。

反省是提供个人修养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5.27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先生说:即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信守忠信的人,但像我这样好学的人就太少了。

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这就是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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