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9)

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敬这个字在古代的含义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着重于恭敬,古代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

在这一章里,敬有敬畏、谨慎、认真的意思。敬事就是作为执政的君子对待政事要慎重,让我们从《论语》中子路篇定公问一章的内容来领略一下敬的内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其大意如下:

定公问孔子:请问有没有那样一句话,国君如果照着做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兴盛起来?

按照礼乐制度来说,作为一个国君要勤勉地对待政事,严格遵守制度,为全国人民做榜样,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家才会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总这么苛待自己,有点接受不大了,所以鲁定公想从大政治家孔子那里找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一般人碰到这种事情都会懵,如果后世的儒学大家碰上皇帝肯这样向自己请教,一般会哼哼教导一番,有些甚至教导完了还不过瘾,回去还会写篇文章给皇帝看,大道理小道理一通猛讲,古今中外的例子一通猛举,将皇帝老儿腻歪死算完。

孔子毕竟是圣人,善于玩脑筋急转弯一类的游戏,不过人家玩脑筋急转弯不玩树上骑个猴儿那种水平的,而是正儿八经地含着学问的。

孔子回答鲁定公:哎呀,这可是有点难度了。不过有这样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

如果一个国君知道作为国君之难而慎重治理国家,是不是可以算一言兴邦了呢?

鲁定公一看没难住孔子,就又出了一道难题:那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君丢掉国家的?

孔子回答说:话不大好这么讲。不过有这样一句话:“我做国君没有觉得有什么可开心的,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说话没有敢不听的。”如果一个国君说得对,大家都认真服从,这是好事;可是如果他说得不对,大家也不来反对,这不麻烦了?这算不算一言丧邦呢?

中国早期的文化是一种生存的文化,对于各种事情充满了戒惧的心理,似乎随时不小心都会有大祸临头。

这是因为早期中国版图上国家非常多,最多时号称万邦,所谓的邦绝大多数都是现在人们说的部落,规模非常小,在这么大一块版图上生存着这么多国家,彼此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说不定你在吃着饭,背后来一拨人拎着棒子就把你干挺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见识的部落首领都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无数代人的筛选,最终认定扩大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善待跟随自己的民众,跟他们同甘苦,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各种难关。

这就是仁作为政治理念的来由。

孔子说得一言兴邦,就是要国君敬畏上天,勤于政事,善待民众。

后来,随着中国的国家兼并、民族融合,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对于执政者来说,国家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游轮,大得已经让人觉察不到危险了,所以敬作为敬畏、慎重、认真的含义慢慢地淡化了,渐渐地走出了中国人的视野。

但是,敬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合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而是连同文化一起被移植到了日本,在日本扎根,至今不绝。

我们可以看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看看日本人对敬的理解:一个日本人在酒店里负责洗刷厕所,带了一个女徒弟。他刷马桶的时候,女徒弟就在旁边看着,只见自己的老师刷完一个马桶之后,从马桶里舀起了一勺子水,喝了。

女徒弟看傻了,就算你工作认真,刷得干净,也不要这样吧?

后来,弟子终于明白了老师给他看自己喝水的含义了:在酒店里刷马桶、打扫卫生是非常卑贱的工作,可是你一旦选择了它,就要尊重它,那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这就是敬。

也许是日本是岛国的原因,四周环海,没有可扩展的机会,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重,礼乐文化的敬特别适于这一民族,而日本也正是凭着自己的敬赢得了世界。

在《论语》中讲到敬的章节很多,其中和本章最为想象的是宪问篇的一章,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一章的大意是这样的: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孔子告诉他提高自己的修养,用敬的态度对待一切事情。子路似乎认为孔子提出的标准有些过于简单,就进一步追问:这样做就可以了吗?孔子说:提高自己的修养,安定你周围的人。子路仍然还是不满意,继续追问。孔子说: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修养来安定百姓。提高自己的修养安定天下的百姓,尧舜都还不能完全做到呢。

从孔子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敬在古代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先是执政者从提高自己的修养开始,认知到自己身上担负的社会责任,用敬的心态对待自己该做的工作。端正了这种态度之后,首先要安定自己周围的人,让你的上司对你放心,为你的下属提供好的工作环境,为你的家人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修己以安人,指的是安定自己周围的人,杨伯峻先生翻译这一句的时候,说“修己以安人”是“修养自己使上层人物安定”明显有些误解了古人的意思,它是把“人”和下文的“百姓”对立起来,得出了这样的概念。

实际古人对每一个人的责任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以自己为圆心一层层地向外扩展,所以“修己以安人”之人是指自己周围的人,自己应该首先担负起责任的人。

这种理解才符合“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孔子在继“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之后,提出了最后一个标准:“修己以安百姓。”

为什么修己以安百姓是连尧舜这样圣人级别的人做起来都有些困难?因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礼乐制度的核心目标:仁!

这就是在开首介绍仁时所讲的,仁就是执政者要让为跟随你的人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让你国家里的人生活得快乐。

为什么从“修己以敬”开始可以做到“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百姓”呢?

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很难见到这个敬字。

我们做事总是马马虎虎,尤其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职责这两个字已经从我们的脑海里消失了。

敬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有一份工作,我虽然不喜欢,但我需要它,那我一定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做好它,直到我找到满意的工作。

敬是一种认真的精神。

当我们将垃圾漫不经心都丢在垃圾箱的外面的时候,这种精神就已经远离了我们。

敬是为了他人负责的精神。为他人负责,就是为自己负责。

一个企业的员工把心思放在如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上,老板充分考虑员工的工作条件与福利,用孔子的话讲,这就叫“修己以敬”,能“修己以敬”才能“修己以安人”。

有人会疑问:如果员工尽心尽力,老板吝啬万分怎么办?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尽到我们的职责却拿不到相应的报酬的时候,就可以走了。

敬不是讨价还价,不是只有别人做到自己才做到,而是从自身做起

这也就是孔子前面讲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只要你肯努力,有好的品行,这样的员工那里不喜欢呢?

儒家虽然将道德吹上了天,落在现实里我们却变得更加物质了,而且由于某个时期的政治总是挑起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挑起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矛盾,使得人们之间多了许多戒心,充满了抵触,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弱者,总是在受到伤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付出过什么。

在了解了礼乐文化中敬的第一种含义之后,与日本人比一下,敬的这一种精神似乎在我们中国失传了。

当我们丢失到了敬的这种精神之后,实际上就丢失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责任感。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糟糕,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信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又一个亮点,可惜后来的儒家很少提到它。

在古人眼里,人和人相处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信,道德制度无论多么美好,没有了信,一切都形同虚设。

古人对信的重视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但并不因此就轻信别人。研究历史的人会发现,春秋时期的人喜欢发誓。

古人信神尚鬼,发誓是取信于人的一种方式,表示自己如果不践行诺言愿意接受鬼神的惩罚。

更重要的盟誓是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旅行一些仪式的,像祭社、宗庙都是非常好的盟誓场所。

盟誓的时候,大家将条款协商好,献上祭品,在嘴唇上涂上血,请神灵见证。这就是后来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歃血为盟”。

现在的国人也经常赌咒发誓,不过现在人的赌咒发誓与古人不很一样。古人信神,所以发誓之后会努力践约,现在人不信神,所谓赌咒发誓不是急了眼的胡说八道,就是骗子。

如果大家观察一下自己周围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喜欢赌咒发誓的人往往不怎么诚实。

古人重视信,在他们的心目中,承诺是必须要兑现的。

而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谁都不是万能的,所以在向别人承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里仁篇)

意思是说古人不轻易向人承诺什么,是因为做不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向人承诺的时候不但要有能力兑现,而且诺言要合情合理,只有合情合理才有兑现的可能。

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

义,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意思,意思是说诺言只有合乎情理才有兑现的可能。

如果你有一个彩民朋友人告诉你:我如果中了大奖,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

那么,你可以相信他,他中了大奖一定会兑现这个诺言,因为这个承诺合情合理,而他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他告诉你:我如果中了大奖,送你20万。

如果你真有这种朋友,那么,你离他远一点。

古人重视诺言还因为那时候有那种氛围,大家都从诚信上去观察一个人,看他值得信任否,一个人没有诚信,在社会上就没法立足。

孔子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指的就是这种状况。(注:輗、軏是古代车子上勾连部件的插销,没用它就没法往车上套牛马,车子没用牛马就没有了动力)

现在有信用的社会我们见过,比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信的认知非常深刻,而且建立其一套体系来评估个人的社会信用。

没有信用的社会我们也见过,比如现在的中国。尽管我们经常鼓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灿烂的文化,但那不过是属于我们的先人,跟我们似乎关系并不大。

最近温州的信贷荒既说明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信用现状,又可以完美地诠释“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真谛。

高息借贷必须有巨额的暴利做支撑才有可能兑现这种借贷契约,可是放眼当今社会,有多少行业可以年创利在200%以上?

如果借贷方没有年创利200%之上的事业,他靠什么来支付年息高达180%的利息?

这是用脚丫子都可以算出来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偏偏愿意上当,正所谓一眼障目不见泰山。

贪婪、愚昧、无知是现在社会的三大特征,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思想。

个人之信非常重要,你没有信用别人凭什么相信你?你说忠就忠,国君怎么相信你?所以信是个人长期信守诺言而赢得的一把敲开社会大门的钥匙。

从这里我们依然可以了解在第一章孔子讲的那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面自然也有信的成分,你是一个非常守信的人,别人却对这一点不了解,没有关系,说明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如果达到子路那种水平,自然就有人相信你了。

孔子评价子路说:子路无宿诺。

意思说子路对人的承诺不会拖到第二天去做。

春秋时期邾国的一个大夫想带着封地投奔鲁国。按照惯例,鲁国的执政者应该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去跟他盟誓,双方将条件摆一摆,谈妥了,向神灵报告一下,请神灵他老人家监督。

但是这位大夫却认为还有比盟誓更让他放心的方法,他希望得到子路的承诺,由子路来担保鲁国绝对会兑现他的利益。

子路一诺竟然如此之重,当鲁国的执政者找到子路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苟无义,找我又何益?

子路,孔子的又一个得意弟子,对他不是很了解的人常常把他当成了一介武夫,其实他与有子一样,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都被时间蒙上了一层灰尘。

上面所述的是信体现在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作用和古人对它的认知,但这种信还不是“敬事而信”的信。

那么,“敬事而信”的“信”究竟是什么意思?

重耳回国主政晋国的时候,遇到了饥荒,他找箕郑想办法,问箕郑有什么能解决饥荒的好办法没有。

箕郑告诉了他一个字:信!

重耳是国君,箕郑是大夫,回答国君的问话竟然用一个字,这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像话,倘在专制年间,碰上个脾气不大好的二百五皇帝,估计箕郑这样的人要倒霉,直接拖出去就打,就算不挨打,也会有个别心眼儿不地道的出来给他和皇帝之间架秧子。

但在春秋时期没有这种担心,那时候的人都喜欢买关子,就相当于相声里的包袱,就等着你来问。

重耳听了之后,按规矩往下问:怎么信?

箕郑说: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

箕郑的包袱包得比较严实,所以重耳还得继续问:然后呢?

箕郑接着抖包袱:信于君心呢,善恶就不会混淆;信于名呢,上下就不会侵犯;信于令呢,就不会耽误农工;信于事呢,老百姓就会各司其职。这样的话,老百姓知道国君值得信赖,有了灾荒也不担心,家里有余粮的人拿自己的粮食出来救灾,就像往自己家里送一样,这样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呢?

箕郑的包袱到此才算揭完了,重耳终于明白了箕郑的意思,封他做箕地的大夫,从那以后箕郑才以封地做氏,冠于名前。

重耳虽然明白了箕郑的话,由于现代人不是生活在春秋时期的环境里,对于那个社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很熟悉,理解起来未必有重耳这么快当,我尝试着给大家解说一下:

1、信于君心,就是说作为国君做事要公正无偏私,按照礼法来治理国家。

2、信于名,就是要尊重尊卑的名分,尊卑在古人心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人的尊不但是靠世袭,还要靠自己的能力争取,一旦争取来了,如果没有什么过失,就不能随便取消。重耳刚从秦国回到晋国,有很多人担心重耳会任人唯亲,所以箕郑才指出来这一点来,让重耳注意,不要搞得人心纷纷。

3、信于令,令是指政令。在过去什么时间做什么,应该颁布什么命令都是有规定的,这是古人针对农业社会的特点总结出来的经验积累,这才是礼乐制度核心的东西。比如农忙季节就不能调用民力做大的工程,像李隆基那样在农忙时候兴师动众地耽误农业生产,老百姓是非常反感的。

按照制度来颁布政令,老百姓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知道执政者不会乱来。

4、信于事,是指安排民事说的。信于令是按照时节来安排工作,像修桥这等事情一般安排在九月十月,那时候河水一般都会退下去了,水流不急,而且秋收也都完了。信于事可能是根据个人能力特长(原文是: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来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你有修桥的本事抽徭役的时候就安排你去修桥,你擅长盖屋,就安排你去修房等,这样老百姓择业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擅长来选择。

做到这些的时候,人们对国君心里想什么就有了底,也知道他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所以有了灾荒也不害怕。那些家里有余粮的地主也敢于把自己家的存粮拿出来救荒,因为国君守信,不担心以后收不回来。

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互相帮助,什么样的难关都可以渡过,什么样的灾荒也可以应付。

这就是箕郑给重耳出的注意。

其实箕郑给重耳出的注意,绕来绕去还是要遵守礼法,让重耳按照制度治理国家,不要乱来,这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如出一脉。

所谓信,也就是仁,民众相信国君会安排好一切,对他充满信心,这样在有了困难的时候,国家才不会陷入慌乱的境地,国家的政策法令才能贯彻下去。

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子贡和孔子之间也有类似的一次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篇)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孔子告诉了他三条:1、足食。2、足兵。3、要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孔子有几个学生是很善于思考也喜欢刨根问底的,像这位子贡就是,他继续向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不得已,要从三条中拿掉一条,您认为该拿掉哪一条?孔子说:那就去掉军备吧。

子贡继续给老师出难题:如果从剩下的两个里面再去掉一个呢?

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没有粮食人们会饿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人们不相信他的君主,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从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执政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可,才有国家。

如果我们能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仁政的含义了。

子夏对于信做过一个更为详尽的描述,他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篇)

子夏的意思是:执政者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的时候,才能役使你的人民,如果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去役使他们,老百姓会认为你在虐使他们;只有得到对方的信任之后,才能向他进谏,否则他会当你在诽谤他。

信是如此的重要,有了它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按照制度规定,国君和大夫可以收上来的赋税的额度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这些赋税收上来可不是供国君与大夫自己享乐的,要派好多用场。

它包括: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拿来接济那些家里没粮的人家;制做武器的费用要从这里面出,军备是必须的,孔子曾经将它与“足食”和“信”并列,当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之一;修路,修桥,加固城墙的费用也要从这里开支;祭祀的费用,国君有祭祀山川之神的责任与义务,那是代全体国民祈福的事情。

我们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在灾荒年间的一个灾民,饿得耷拉着脑袋走了过来,开粥厂施舍的那位大爷喊道:嗟,来食!

结果,这位饿得快不行了的老兄一边走一边嘟囔:我就是不爱看你这样的嘴脸,所以才饿成了这样。

这个故事说明,在过去遇到灾年赈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听语气,那位挨饿的老兄已经遇见好几个施舍的粥厂了,都因为对方态度不够友善,而放弃了生的希望。

碰上灾荒年,国君与大夫还有拿出粮食来赈灾,不消说,所有的开销也要从这里面出。

如果储备不够,就得去别的国家借兑或者粜米,这种事情各诸侯国几乎都做过。发生了灾荒,本国粮储不足,国君又放任不管,那么人就跑光了,而且一跑就不会再回来。

总之,这百分之十包括国君与大夫所有的开支,从个人生活到公共开支,全部在里面。

所以,作为执政者必须划算着花钱,不能超支。

懂得了这些,就会明白孔子为什么一再强调节用。

有人可能会觉得疑惑,礼乐制度不是讲究等级吗?贵族是要按照自己的等级来享受生活的,而且诗经里不是也唱过么,“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礼乐制度规定人们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等级来享受不同的待遇确实不假,但那是最高标准,而不是必须要享受的。

也就是说,那些享乐的事情,只有在祭祀、军备、储备、基本建设都搞好了之后才能搞,如果开支不够,你可以压缩个人享乐方面的开销。

其实提起等级制度,我们要留意两点:

1、等级制度规定给个人的待遇是最高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低,但不能高于这个标准,高于这个标准是违背礼法的。

也就是说,你是地主,家里有余粮,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种故事在春秋时期有很多。

晋国赵文子给自己建造宫室,张老去看他,正巧遇到工匠在做活,将椽子砍削之后,在仔细的打磨。

张老见到这种情形,掉头就走。

赵文子听说长老来了,啥也没说就走了,赶忙去找张老问原因。

张老说:天子的宫殿,椽子砍削完之后,要细细地打磨;诸侯宫室的椽子砍削完毕,粗粗地打磨一下就可以;大夫宫室的椽子则只砍削,不打磨;士建房子只把房椽的头砍掉就可以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等级不同,享用的待遇也不同,这就是义;遵守尊卑的等级,这是礼。你现在显贵了忘了义,富有了忘了礼。我怕你将要大祸临身了啊。

赵文子回去之后赶紧嘱咐工匠不要打磨了,工匠们老干这活,自然知道原委,请求重新砍削。赵文子说:算了,给后人留个纪念吧,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古代,不是你有权有钱就什么都可以干。也许你干的时候是你正得势的时候,但人的失势都是从得势时候开始的,所以越是得势越要遵从礼法的约束,为自己和后人积累德基,这样才能长保富贵。

这跟现在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富二代、官二代的故事告诉人们,超越礼法行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纵然你家有权有势,保得了你一时,难保你一世。

礼为有财者制是礼乐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最容易被人所忽视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你虽然身份很高,但是如果经济条件达不到,就不要过度地去追求某些东西。从个人的依仗一直到丧葬的陪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

山东鲁南、鲁西南、鲁东南地区依偎于孔孟出生生活的曲阜与邹县附近,深受儒家思想的侵染,非常看重丧葬,到现在有破家厚葬的习俗,我亲自听说过一件事情,有一户出嫁的女儿,母亲死了,自己家庭有非常困难,连买稻种的钱都要出去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却不得不出去借2000元来发送自己的母亲。

这种习俗是人道还是不人道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人会认为这都是孔子思想的余毒,其实不然,无论是礼乐制度还是孔子都反对超出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

对于借贷办丧事,古人是非常反对的。

搞清楚这点,我们就会明白,所谓礼乐制度的等级待遇不是你必须享受的,能享受的到不能享受的到全凭你自己。

每年可供征收的赋税只有这么多,土地上的人能提供的徭役也是有规定的,收上来的赋税有许多用场要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大夫或者国君过于追求奢华的生活会怎么样?他就要挪用其余方面的物资款项,就需要人们提供超出规定的徭役。

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导致人们的反感与背叛。

夫差是吴国的国君,在他全盛的时期,击败了越国,逼得越国国君做了自己的奴隶,使得晋国、楚国、齐国这些诸侯国的老大们都俯首称臣,可以说牛到家了吧?

后人总结他失败的教训就是穷兵黩武、追求奢华的生活倾一国之力建造姑苏台,最后被一个小小的越国灭国,下场不可谓不惨,教训不可谓不深。

所以,作为执政者首先要做的不是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是要让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安定康乐,要做到这一点,不节财是不行的。

所以鲁哀公请教有子,碰上荒年,国家的用度不足该怎么办的时候,有子告诉他:盍彻乎?

彻是古代的一种税收制度,折合起来,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哀公说:我现在赋税已经加到二成了,还不够,你现在让我倒回去按照彻法收税,这怎么行啊。

有子说:老百姓富足了,国君你怎么会不富足?老百姓如果食不果腹,你跟谁一起富足呢?

有子的意思就是,你这样重敛,老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都跑光了,你的国家还有么?

所以,作为执政者一定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竞相奢华,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愿意留在你的土地上,你土地上的人口多了,人民跟你一心,即便按照彻法收税,也会越来越多,国家就会越来越富强。

哀公问这一章源自《论语》颜渊篇,原文如下: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节用是说只有执政者不滥用收征上来的赋税,才能在原来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国家的开支,才有可能尽可能地给治下的人们提供改善生活的条件,远方那些感觉不怎么幸福的人才会愿意到你的土地上来生活,这就是孔子在另一章里回答叶公问政的话“近者悦,远者来”的含义。

如果不节用会怎么样?鲁哀公与有子的对答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除了重敛,没有别的办法。

而重敛就是将民众口袋里的钱掏到自己的口袋里,这种做法违背了仁的精神,看似执政者富裕了,其实以长远的眼光看,损害的还是执政者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执政者实际是重敛最大的受害者。

礼乐制度的宗旨是仁,仁的实质是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达到仁治的境界需要执政者付出不断地努力,节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关于“爱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是说爱护百姓,有的说是爱好自己周边的人。

如果从翻译的角度都可以讲得通,但我还是认为孔子在这句话里的意思是爱护周边的人。

作为一个执政者履行政事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他有上司(天子除外,春秋时期国君就是老大,所以也可以除外),有同僚,有下属,爱人就是提供为人们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搭建一个好的工作平台。

在八佾篇里,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哀不丧,吾何以观之哉。

“居上不宽”的意思就是本章的爱人。

礼乐制度是贤人政治,按照原理,它根据人们不同的能力给予不同的工作,孔子不主张苛求人们,只要把能做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在仲弓问政章里,孔子将这个观点表达就更为清晰了: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篇)

这段话的意思是,仲弓做了季氏的家宰(对于大夫的家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大约与卿在国的地位差不多),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做好政事,孔子告诉了他三点:1、先做。2、不要抓人小辫子。3、推荐有能力的人协助自己。

仲弓又问:怎么知道谁贤谁不贤呢?孔子告诉他:你知道谁贤就推荐谁,不知道的不要管嘛。即便有你不了解的贤人也没有关系,可以有那些了解他们的人来推荐嘛。

仲弓问政主要也是请教自己的工作怎么做,不是问如何巴结上司,所以孔子告诉他的都是处理与人的关系。

执政就是找到合适的人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

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要当道德家,有事没事地揪人家的小辫子,弄得人人自危,这就是爱人。

 

孔子在仲弓问政篇里说得“先有司”,有司是指下属的相关部门。所以有人把先有司翻译成“先给下属各部门安排好合适的负责人”,这样讲也通,而且跟下面举贤才在思想上也能呼应起来。

“使民以时”是礼乐制度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过去执政者和老百姓各有各的职责要尽,各有各的义务要承担,作为普通老百姓无论你是在大夫的土地上生活,还是在国君的土地上生活,通常有两件必进的义务,1、纳税。2、出徭役。

纳税就不要说了,农夫交粮,渔夫交水产品,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事情。

徭役就比较有讲究了。

有人会认为出徭役就是给统治阶级卖命,这种想法也对也不对,比如大夫、国君的宫室必须由国人出徭役来承建,即便他们有钱,也不会去找个施工队来承建,即便找施工队那些钱还是从税赋里面出。

再说,那时候也没有专门的施工队给你用,所有的建设性项目基本上都有徭役来解决,像修路、建桥、加固城堡、兴修水利等等,都是由大家出的徭役来解决。

像这些工程建设项目受益的不仅是执政者,也包括老百姓自己。所以,出徭役不但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也为自己服务。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在抽徭役的时候,就必须避开农令时节,农忙的时候除了农业生产什么也不许做。

人们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安排好了什么季节做什么,这样既不耽误农时,又能把各项工作合理安排好。

比如制度规定,九月雨水没有的时候,开始修路;十月河水落下去的时候,要建造桥梁;草木落了要做好冬藏的工作,准备过冬。

田猎在古代有军训、保障副食供应、为田地除害(有的野兽专门祸害庄稼)三种功效,即便如此,所有的田猎都必须避开农忙时节。

不消说,农忙时节主动挑衅,去攻打别的国家就更是在禁止之列了。

诸如此类的各项规定既说明了当时生产力不高的现状,又能说明我们的祖先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的能力。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节气?与此有很大的原因。聪明的古人将一年的各个时节用节气标识出来,以此来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这确实是值得当时人们骄傲的一件事情。

古代有个《月令》,是天子的日常工作安排计划表,里面特别注明不能违背时令做事,否则将有天灾。

《月令》看上去是专为天子制定的,实际诸侯也照这个工作安排来管理国家,每年的年末,天子会举行一个颁朔典礼,将第二年的年历发给各个诸侯,这就是等于把第二年的工作计划发给了诸侯。

诸侯拿到这个工作计划之后会将它供奉在太庙里,然后每个月的月初举行一个告朔典礼,将年历请出来,看看这个月都有些什么工作要做,顺便检查一下前面的工作。

国君亲自到太庙举行告朔典礼、察看年历、安排一个月的工作计划的过程被称为视朔。鲁国从鲁文公开始国君就不这么做了,但是每个月的告朔之礼还保存着。

可能子贡认为这个告朔礼有名无实,每个月还要杀羊献祭,不如连这个仪式也干脆去掉,对此,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篇)

对孔子而言,保留这样的仪式下来,如果碰到肯上进的国君就可以照着过去的要求去做,如果废弃了,这个制度就可能彻底失传。

“使民以时”,简单地讲,就是根据时节来安排各项工作。这个不但是让人们按时耕作的问题,还包括执政者安排其它工作像抽调徭役、田猎这些占用民力的事情必须要避开农忙季节。

中国是过去非常重视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管子讲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指这回事情。

使民以时就是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说白了就是重视民生。

 

我们还记得当李隆基想从洛阳回长安的时候,裴耀卿等人认为当时是农忙时节,会耽误农业生产,而李林甫则鼓励李隆基说,你将所经之地的税免掉不就完了?

李林甫之所以敢这么出主意,当然说明当年的唐朝已经牛气冲天了,确实不差那俩钱,但无论什么时候放纵自己的私欲,破坏制度都是一个危险信号,唐朝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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