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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苏轼的科举成名之路

  大文豪苏轼的科举成名之路在当时的年代看来还算是比较风顺的,但他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艰苦奋斗和其父苏洵的精心培养。

  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和弟弟苏辙同科登第,在中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苏轼兄弟是如何创造这个佳话的呢?苏轼贬官黄州时曾说他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足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一代大文豪的苏轼,青少年时代也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差不多将全部的学习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去。

  宋代科举最重进士科,竞争也最激烈,当时进士科考诗、赋、策、论,试题多出于经、史、子等典籍,这就要求举子既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又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所以,士子们如司马光所说,“日夜孜孜,专以赋、诗、论、策为事”(《议学校贡举状》)。苏轼也是如此。8岁进乡校,记诵经、史、子等内容,练习诗赋和策论的写作,大约10岁时,苏轼就曾在乡校中作《天雨联句》;还曾在父亲苏洵的要求下作《夏侯太初论》;12岁左右,曾拟作欧阳修的《谢对衣金带及马表》。

  弱冠之年的苏轼已学通经史,下笔千言,“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现存早年的一些议论文,大多是为了应试而进行的训练,如《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合论》等,皆是苏轼应举前国家科考的试题,这显然也是他刻意经营的摹拟之作。虽然苏轼考前与其他举子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但他并非对各科平均用力,而是在全面出击的同时学有专攻,苏洵曾写信给张方平介绍苏轼的学业,说他“龆龀授经,不知他习”、“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上张侍郎第一书》),可知苏轼自幼攻读经书,初学诗赋有成,后期则专注于孟、韩文章,致力于古文写作。他早年所作的议论文,文笔酣畅,说理透辟,结构严谨,又善于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适合科场考试的需要。

  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苏轼已为“举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进士科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而以省试最为关键,殿试则形同虚设,基本是等额复试。省试考三场,先诗赋、次策、后论,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制,即以诗赋定去留。这种方法只重声律而不切实用,因而从真宗朝起,要求“先策论后诗赋”的呼声一直不断。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起用欧阳修主持科举改革,制定新的科举法,即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后诗赋。遗憾的是,次年范仲淹即下台,欧阳修也被迫离开中央政坛,他的改革方案根本没机会施行。直到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省试),“先策论后诗赋”的科举改革方案终于得以执行,原来形同虚设的策论代替诗赋成为科场决定去留的关键。策论以经义为内容,以古文为载体,类似于政论题材的作文。因此,科场重策论的改革必然会推动古文写作的蓬勃发展。欧阳修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决心利用嘉祐二年科举考试的行政权力,扫除风行文坛的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从而使古文向平易朴实的方向发展,为苏轼的科举成名创造了绝佳的“机遇”。

  苏轼能在嘉祐二年省试中决胜,对策论文体的擅长是重要原因。应该说,苏轼对“举业”的准备是非常全面的,但备考后期则对策论写作更加重视。这与苏洵的教育和引导有关,苏洵天圣、庆历年间举进士和制策(即制科,专考策论)皆不第,又亲身经历了欧阳修庆历时期的科举改革,敏锐地体会到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而且,他在对苏轼的教育过程中,也发现苏轼对孟、韩之文更有兴趣,于是因材施教引导苏轼写作古文。

  苏轼省试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文风平易朴实,契合欧阳修打击“太学体”的决策。苏轼没有沾染当时“太学体”的习气,这应归功于苏洵的教导。苏洵自落第回乡教子,闭门十年未曾出川,所结交者如张方平,又大力反对“太学体”,因而没有教苏轼作“太学体”时文。在这次省试中,欧阳修雷厉风行地打击“太学体”文风,但凡为文险怪奇涩的士子一概黜落,而苏轼等文风朴实的士子皆榜上有名。

  苏轼在省试中一举成名,接下来的殿试就一帆风顺了,从而为自己的应举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成功,当然离不开个人的艰苦奋斗和其父苏洵的精心培养。然而,时代机遇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欧阳修复出后及时推行的科举改革和文风改革,一举成名的佳话就未必能在22岁的苏轼身上发生。

  邹春秀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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