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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阁记》古文赏析

  【作品介绍】

  《尊经阁记》详细阐述了对儒家经典“六经”的见解。文章层次井然,而且逐层推进;用通俗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明白易懂。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原文】


尊经阁记


作者:王守仁


  经①,常道也②。其在于天,谓之命③;其赋于人④,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⑤。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注释】

  ①经:指儒家经典。

  ②常道:永恒的规范。道,一般释为法则、规律,在这里指具体的经典,则当指规范、法式。因为具体的事物,不能名之为规律。

  ③天:泛指物质的客观的自然。即自然界。命:命运。指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即公款之以为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

  ④赋:给予。性:指人、物的自然质性,通常指人性。

  ⑤心:与“物”相对,指人的意识。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王守仁说:“天下无心外之物。”


  【译文】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心、性、命,是一个东西。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何满子)


  【解析】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思想的高峰时期:首先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然后是魏晋的玄学,再然后是隋唐佛学,最后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程朱理学,一个是陆王心学。

  王阳明(王守仁)就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严格来说,陆王心学就是把禅宗的功夫用在经世致用上,是在心性上简捷方便的一个法门。心学从南宋到明代,特别是王阳明入世以来,在明代中后期,对明朝的影响很大的。我们知道,整个明朝时期,在朱元璋“文字狱”的捆绑下、高压下,整个思想都是很沉闷,很保守的。但是王阳明的心学出来以后,使得整个明朝的思想界为之一新,为之振奋。直接推动了明代后期的思想的发育。以后对朝鲜,对日本,影响也是很大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外部来看呢,是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从内部来说呢,是受到了阳明心学的激励。所以阳明心学,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要认真的看一看。

  另外,王阳明本身就是参禅入的门。在贵州龙场驿的时候,自己到棺材里参禅,睡在里面。有一天,终于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以后,他就把他参禅所得,用在儒学的治学上,形成了他的“心学”。

  我们说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非常的博大,也很精深,我们在家来学的话,就无所适从。学佛的人,我们看看,有好多宗派、好多法门、那么多经典,你不知取舍。另外,拿我们的因缘来说,我们的因缘也是无穷无尽的,怎样把我们这个心归结在一个处上,有所规范呢?

  在古代,六经是儒家的根本经典,也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们要为自己争取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唐宋的科举,考题基本上都是六经,到了朱元璋的八股文,基本上是四书,也是在六经的范围之中。那么怎样得大总持?佛教里讲总持嘛,纲举目张。使我们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得到一个定海神针,找到自己的定盘星。还别说佛法,就是儒学也很博大,经史那就多得要命。怎样使我们归宗、汇宗,要有这样的感觉。

  阳明心学有他的独到之处,但就是阳明心学,他的著作也很多。我们看陆九渊全集、王阳明全集,包括他们这个学派下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明末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到后来的《明儒学案》,那就相当于把《五灯会元》儒家化。《五灯会元》是禅宗里记载他们的传承,记载他们的语录。那么黄宗羲搞的《宋元学案》乃至《明儒学案》就是仿照禅宗的《五灯会元》在儒家里也搞这么一套东西。他把儒学从孔夫子、孟夫子以来的传承,把理学、心学的道统的传承,在宋代以后是怎么流传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有什么精彩的、高明的见解,用语录体的这个形式记载下来,称之为“学案”。在禅宗里叫“公案”,在儒家理学里面叫“学案”。毛主席就喜欢看这些,他还是喜欢玩思想的。

  但这些东西还是太庞杂了,我们怎样得一个总持,能够全局地、精要地找到感觉?那么,王阳明先生的《尊经阁记》就是一篇妙文。文字也不多,也就几百字,不到一千字。这篇短文交待说在浙江会稽那里,重建了一个稽山书院,别人请他给重修的稽山书院的尊经阁写一个记,他就写了这么一篇《尊经阁记》。这篇记也可以说是王阳明的心法。《王阳明全集》的内容也不少,他的著作也是很丰富的,但就是这么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就可以把他对整个心学的感觉,乃至对整个六经的感觉,纲举目张地展现出来。使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中,有路途可进,有门可入,得大方便。

  这篇《尊经阁记》在《古文观止》里就有,但大家在学《古文观止》的时候,就很难留意这些。因为明清的文章在《古文观止》里大家都不留意,留意的都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什么韩愈的、柳宗元的、欧阳修的、王安石的、苏东坡的,这些大家喜欢看。实际上,在先秦、两汉里有很多精彩的,在明清里也有很多精彩的。

  王阳明的《尊经阁记》真的非常精彩,你学哲学的也好,参禅的也好,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方便的感觉。另外参禅的要参到空里面去,空去空来,空自在,没有立足处。但是《尊经阁记》他就给出了我们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使我们不致空得太远。在“空”中有“有”,在“有”中有“空”,“心生种种法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些佛教的感觉。但是在这里面,他又不让我们落到虚无缥缈而误人的地带。所以《尊经阁记》非常了不起,值得大家花一点工夫好好来感受感受。


  【讲解】

  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论证层层深入,正反论据互见,是全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的“常道”,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接着,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世之学者”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直到结尾时,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首尾贯通一气,中心非常明确。

  在行文上,全文多用排比句,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如第二、三、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同时,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比喻的运用上,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


  【王守仁轶事】

  《明史》载,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告诉他人,改名为王守仁,他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王守仁政治主张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古文观止栏目。(http://www.xigutang.com)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  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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