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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感》李商隐唐诗鉴赏

【作品介绍】

  《重有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此诗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甘露之变”后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诗中对刘从谏上表之事予以肯定,主张各地的武装力量进兵京城,铲除阉党,恢复皇帝的自由,为朝廷分忧,体现了作者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全诗议论深刻,爱憎分明,用典工切,造语精严,虚词运用巧妙,文势变化跌宕。

 

【原文】

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⑴,安危须共主君忧⑵。

窦融表已来关右⑶,陶侃军宜次石头⑷。

岂有蛟龙愁失水⑸,更无鹰隼与高秋⑹!

昼号夜哭兼幽显⑺,早晚星关雪涕收⑻?

 

【注释】

⑴玉帐牙旗:指出征时主帅的营帐大旗。得上游:居于有利的军事地理形势。

⑵安危:偏义复词,这里偏用“危”义。须:应当。主君:指皇上。

⑶窦融:东汉初人,任梁州牧。此处指代刘从谏上疏声讨宦官。

⑷陶侃:东晋时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陶侃被推为讨伐苏峻的盟主,后杀了苏峻。石头:石头城,即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

⑸蛟龙:比喻掌握天下大权的天子。愁:一作“曾”,一作“长”。

⑹鹰隼:比喻猛将名臣。与:通“举”。

⑺幽显:指阴间的鬼神和阳间的人。

⑻早晚:即“多早晚”,什么时候,系不定之词。星关:天门,指宫廷,即皇帝住处。雪涕:指落泪。

 

【白话译文】

将军的玉帐牙旗正处有利地位,国家危难的时刻应与皇帝分忧。

虽然已像窦融从关右奏上战表,还应效法陶侃率大军进驻石头。

哪能有蛟龙为失水而愁的道理,偏没有鹰隼在高爽的秋空遨游。

京城里日夜号哭不分人世阴间,宫内何时能抹干眼泪恢复自由。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谋诛灭宦官。事败,李、郑先后被杀,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也遭族灭,同时株连者千余人,造成“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剧,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开成元年(836年)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力辩王涯等无辜被杀,指斥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写了这首诗。

 

【赏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作者介绍】

  李商隐(公元813—858年),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谿(溪)生、樊南生。汉族,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著有《李义山诗集》。更多古诗词赏析内容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www.xigu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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